多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表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提速,加之中美利差持续高位运行,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2021年海外资本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总规模,仍将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2020年12月人民币汇率涨势有所放缓,但无碍海外资本大举加仓人民币债券。
2021年1月7日,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2020年12月债券托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达到28848.44亿元,较2020年11月环比增加1185.08亿元,同比涨幅达到53.7%,实现连续25个月增持。这意味着,2020年境外投资者累计加仓10078.71亿元人民币债券。
在Bluebay Asset Management新兴市场策略师Timothy Ash看来,海外投资机构持续大幅度加仓人民币债券,主要基于两大因素考量:一是2021年美元继续贬值已成众多金融机构的“共识”,因此人民币债券受益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依然吃香;二是疫情反复导致欧美等央行继续加码QE,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持续扩张,高信用评级且收益率相对可观的人民币债券,成为“稀有品种”。
某欧洲大型资管机构的一位驻华首席代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只要中美利差(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价差)保持在230个基点左右,若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至6.15-6.2,海外投资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将达到3%,足以填补欧美主权债券收益率持续下滑的“回报缺口”。
他透露,目前不少全球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已超配人民币债券。这些基金认为,在疫情继续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健复苏成长的基本面,给人民币债券提供无可比拟的投资安全边界与长期正回报。
多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表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提速,加之中美利差持续高位运行,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2021年海外资本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总规模,仍将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如今,影响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最大障碍,主要是境内债券品种的风险对冲衍生品不够丰富,导致部分海外机构投资委员会不敢放手让中国交易团队自主扩大人民币债券的投资范畴。”上述欧洲大型资管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向记者表示。
不过,随着QFII/RQFII大幅拓宽海外投资机构的境内投资范畴,境外资管机构正与部分境内银行券商协商研发定制化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既能有效规避债券持有期间利率、汇率、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同时,又能将人民币债券投资范畴扩大至企业债、城投债等领域。
长期投资机构持续加码人民币国债
2020年12月份,阻碍海外资本加仓人民币债券的不利因素其实并不少。一方面,当月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不到600个基点,远远低于10、11月份的涨势;另一方面,受美债收益率反弹影响,中美利差(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价差)从历史高点250个基点,回落至227个基点。
受此影响,不同类型的海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的策略开始出现分化,部分押注人民币升值获利的对冲基金,开始放缓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步伐;相比而言,不少长期投资机构则抓住机会增持。
前述驻华代表透露,面对人民币涨势放缓与中美利差收窄,这反而是加码人民币债券的良机。究其原因,一是判断2021年美元仍将继续贬值,买入人民币债券还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红利;二是对冲基金放缓加仓步伐,12月部分交易日中国国债收益率升至3.25%附近(价格超跌),出现了抄底买入机会。
他透露,其所在资管机构在2020年12月累计加仓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国债。
值得注意的是,国债与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仍是海外资本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的热门投资选择。
中债登数据显示,2020年12月海外投资机构持有的人民币国债规模达到18775.81亿元,较11月份高出849.25亿元。同期海外资本持有的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金融债规模分别达到5993.19亿元、1459.51亿元,较11月分别高出200.12亿元、35.77亿元。
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指出,2020年12月海外资本大幅加仓人民币债券逾1185亿元,与他们年底调仓存在密切关系。一是年底众多海外投资机构开始为2021年债券投资布局进行调仓,基于欧美负利率债券规模持续扩张,必须赶紧将部分资金转投向兼具高收益率与高信用评级的人民币国债;二是未能在香港足额认购人民币央行票据的部分海外机构,也可能通过债券通、QFII等渠道直接买入境内人民币计价国债进行替代。
2020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成功发行100亿元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为2.70%,包括美、欧、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央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标总量约300亿元,达到发行量的3倍。因此,部分未能获得足够认购量的海外投资机构,便将目光投向境内人民币计价国债。
2020年12月人民币汇率涨势有所放缓。-新华社
投资触角伸向城投债与企业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币债券备受青睐,海外资本对人民币债券的投资范畴正趋于多元化。
中债登数据显示,12月海外资本持有的地方政府债、政府机构支持债券、企业债券分别达到33.4亿、57.19亿、98.38亿,较11月分别增加3.1亿、2.8亿与0.5亿元。
在Timothy Ash看来,这背后,是2020年11月中旬首只跟踪中国企业债的离岸指数——彭博巴克莱中国流动信用指数(下称LCC指数)正式面世,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境内人民币计价的企业债的投资机会。
“尽管2020年11月多家境内地方国企相继出现债券兑付违约,但我们研究部门认为,这反而促进了企业信用债的市场化定价。”上述欧洲资管机构驻华代表直言。以往地方政府的兜底或隐性担保行为,导致地方国企信用债利率定价未能真实反映其经营风险,使海外投资机构不敢轻易投资。
多只企业信用债遭遇违约,导致企业债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反而让他们看到抄底投资的机会。目前,部分海外投资机构一面买入被错杀的企业信用债,押注其价格回归正常估值;另一方面,逢低抄底个别遭遇违约的企业信用债,押注企业通过市场化手段妥善解决违约问题,令债券价格回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在积极挖掘企业债投资机会的同时,不少海外长期投资机构还组建了人民币债券研究交易团队,专门研究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城投公司所发行的2-3年期限高收益人民币城投债的投资机会。
“若能通过衍生品工具有效对冲城投债与企业债的违约风险,这些投资品种的实际回报率较国债高出逾200个基点,对我们而言,是相当可观的阿尔法回报。”一家正调研中国企业债投资机会的美国对冲基金驻华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表示,现在主要仍担忧企业债、城投债这类债券的风险对冲衍生品工具不够丰富。此前,他们与银行探讨通过收益互换衍生品工具“转移”企业债的违约风险,即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可以将企业债持仓收益与相应风险转给交易对手,从后者换来人民币国债,并因此支付一定额度的风险对价。
“由于政策限制,这些定制化的风险对冲衍生品工具未能落地,投资机构担心企业债违约风险,迟迟不允许中国团队涉足企业债与城投债。”上述美国对冲基金驻华负责人坦言。如今,随着相关部门允许QFII/RQFII渠道可投资金融期货、期权等产品,他们正着手将上述收益互换衍生品工具转化成场外期权类产品,从而为自身拓展企业债与城投债投资,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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