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先驱——沈心工

2008年06月21日08:00  来源: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是“乐歌运动”,也就是由中国音乐家选择一些国外乐风改填歌词,进而自己作词作曲,在新式学堂的乐歌课上教唱。沈心工就是点燃“乐歌运动”的火炬,开创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先河的启蒙音乐家,被李叔同称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沈心工原名沈庆鸿,字叔逵,1870年2月14日生于上海,1947年9月5日病故于上海,享年77岁。

  求学道路艰辛曲折

  沈心工的祖辈原是名门望族,靠帆船航运发迹。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入侵,帆船航运无法与洋人的轮船竞争,沈家家道日趋衰落。沈心工出生时,沈氏家业已处于濒临崩溃之际。沈心工的父亲沈悦杠奉祖父之命主持家政,不仅承受着家业破产的压力,还要靠典当和找些杂差来维持生计,这给幼小的沈心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痛楚的记忆。沈心工幼时从母亲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后随中了秀才的大哥读书。8岁时全家客居长沙,12岁时移居青浦外婆家。1890年,沈心工考中了秀才,且成绩优异,名列第二,但由于这年大哥不幸病故,于是他接替大哥当了上海一个官宦人家办的私塾的教书先生,从此走上社会,自食其力。1891年,沈心工到江宁参加乡试落第,这使他对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幻想彻底破灭,但是,准备参加乡试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接着发生的家事、国事,又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1890年,沈心工从乡下来到维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上海,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例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设厂制造新式武器等,都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经常议论的话题。父亲为了全家生计,到远离家乡的湖南谋生,1892年因贫病交加,在长沙一个小客栈中孤寂地去世。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沈心工对腐朽的清王朝彻底绝望。这时,由于聘用沈心工教授私塾的主人去世,他也结束了旧式教书先生的生涯。在任家庭教师的时候,沈心工还到英国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听院长讲授数学。受此影响,他开始萌发研究西学的思想。

  1895年,沈心工经人推荐到上海约翰书院教授国文。教书之余,他还向外国牧师学英语,并师从昆曲名家学习昆曲。

  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上海南洋公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于1897年创办。该校首先设立的是师范学堂,培养新式的教师。虽然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想单纯通过兴办教育实现国家和民族自强是不可能的,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创办这样一所大学,毕竟是一种进步。沈心工知道此事时,非常兴奋,他毅然放弃约翰书院教席的优厚待遇,考入南洋公学师范学堂,主修数学,兼修英语、物理、中文等课程。不久,他又获得兼课教师的职位。1900年,沈心工与师范班的同学筹办了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01年他毕业后即应聘任该附小教师。

  1902年4月,沈心工东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因发生日本政府伙同清朝钦差迫害中国留学生的事件,他与部分同学退学抗议,转入中国人自办的清华学校学习。

  发起音乐启蒙运动

  留日期间,沈心工从日本学校的音乐教育得到启发,在留学生中发起成立“音乐讲习会”,研究乐歌创作,参加者还有曾志等人。“音乐讲习会”还曾请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铃木米次郎讲授音乐。继“音乐讲习会”之后,“乐歌运动”开始沿着两条路平行地发展起来:一条是以曾志等人为代表,在东京“音乐讲习会”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组成“亚雅音乐会”,开展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为推动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另一条路就是自1903年3月起,以沈心工为代表,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通过设置“唱歌”课,举办“乐歌讲习会”,而掀起了乐歌热潮。这两方面的音乐活动,都对“乐歌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沈心工在国内直接开展“乐歌运动”,影响更大一些。

  1903年2月,沈心工回国,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开设了乐歌课,不久他出任附小代理校长、校长(当时称“主事”)。根据当时的教育年鉴记载,这是我国最早开设乐歌课的小学。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设置唱歌课,在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也是我国“乐歌运动”的第一块阵地。沈心工创作了大量的乐歌,用唱歌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流行甚广,影响极大。他早期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体操———兵操》(即《男儿第一志气高》)外,还有《黄河》、《缠足苦》、《运动会得胜歌》等。当时,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龙门师范和沪学会等都请沈心工去教乐歌,并举办“乐歌讲习会”。不仅上海,全国许多地方也纷纷派人向他请教乐歌门径,从而在全国掀起一股乐歌热潮,形成了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启蒙运动。

  在清王朝统治时代,沈心工和李叔同、曾志、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在新音乐文化方面能有如此开创性的作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作为我国最早的音乐教育家之一的李叔同,出于对沈心工的敬佩,邀请沈心工到自己创办的沪学会教课,受到听课者的热烈欢迎。

  积极从事乐歌创作

  沈心工一生创作乐歌长达30年之久,共创作乐歌180余首。他的乐歌多数是采用外国歌曲的曲谱,少数采用中国传统民歌填词而成,也有一些是他自己作曲的。由于沈心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在创作乐歌时,很早就开始采用中国的传统民歌,比如,《缠足苦》用《孟姜女调》填词,《采茶歌》是《凤阳歌》的改编。这是乐歌与传统音乐相结合的早期尝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沈心工也是最早使用白话文写作歌词的作者。

  沈心工的乐歌作品题材广泛,情操高尚,大部分作品使用白话,浅而不俗,短小精悍,耐人寻味,风格隽秀,易于传唱,因此在当时流传甚广。沈心工的乐歌题材包括: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黄河》、《从军歌》、《爱国》等;直接宣传国民革命、歌颂共和新政的《革命军》、《美哉中华》等;提倡男女平权、重视科学的《缠足苦》、《女学歌》、《电报》、《纺织》等。沈心工所编乐歌,多数是儿童歌曲。由于长期担任教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唱歌要求有较深入的观察与了解,他的乐歌善于描写儿童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选用曲调注意音乐语言的生动性和儿童特点,使儿童感到亲切。例如,他编写的《体操———兵操》、《赛船》、《竹马》、《铁匠》等,在学生中流传甚广。

  关于沈心工所编乐歌的传播情况,丰子恺在《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所谓儿时,是指前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年(1910-1913)的期间。这时候科举已废,学堂初兴。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新办的小学堂里所唱的歌,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学校从嘉兴请来一位唱歌(兼体操)教师,叫做金可铸先生(平湖人),他弹着一架三组风琴,教我们一班十三四岁的学生唱歌。这是我们最初正式学习唱歌,滋味特别新鲜;所唱的歌曲也特别不容易忘记。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好几首可爱的歌曲。”丰子恺晚年还能回忆默写《扬子江》、《女子体操》、《好朋友》等沈心工作词的歌曲。

  从1904年起,沈心工先后编辑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共三集)、《重编学校唱歌集》(共六集)和《民国唱歌集》(共四集)。1939年汇编出版了《心工唱歌集》。此外,他还翻译了《小学唱歌教授法》一书。沈心工自己作曲的乐歌有:《黄河》、《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采莲曲》、《今虞琴社社歌》和《辍悼歌》等六首,以《黄河》一曲影响最大。黄自还特地为《采莲曲》配制了钢琴伴奏曲,并对《黄河》一曲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黄炎培在为后来的《重编学校唱歌集》写的序言中,对沈心工的乐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虽然当今已经作者如林,然而沈心工乐歌的价值,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与日俱增。黄自在为《心工唱歌集》写的“序”中说:“先生所深深致意的,是爱国,是自主自立,是惜时爱物,哀劳工,哀劳农”,“先生的歌集,风行最早……所谓"盛极南北"确系事实而不是过誉。所以现在的青年教师及歌曲作者多少皆曾受先生的影响,这一点贡献,也就了不起了”。

  沈心工的乐歌主要创作于1927年以前。1927年以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奋发向上的乐歌几乎全部被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沈心工对乐歌创作的态度仍然十分严肃认真,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在当时众多的乐歌作者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从事教育创作话剧

  从1900年与南洋公学师范班的同学一起筹办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03年2月从日本回国后执教于这所小学,到1927年被迫离开,在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沈心工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关心每个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沈心工几乎长年住在学校,很少回家。每天起床钟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跑到操场,集合学生出操;每晚宿舍熄灯,他也必巡视一周;逢节日假期,对于住校的华侨学生,他格外关心,常带他们到杭州等附近各地去旅行;甚至连学生的桌椅板凳和寝室的床铺、照明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严而不厉,谆谆教导,卓有成效,在学校和社会上威望很高。对此,曾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学生的邹韬奋,曾有如下一段回忆:“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沈心工受革命军之托,率部光复青浦。可当地军民拥戴他任青浦主事时,却遭到他的婉拒,他仍回到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主持校务,1922年又兼任大学部训育主任。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前几天,上海的政治气氛十分异常,国民党派员分别接管了交通大学(即南洋公学)和附属小学。沈心工被迫辞别这所“我看他呱呱产生……好像自己身家生命,用全副精神干的”学校。沈心工继续创作歌曲,编辑出版他的唱歌集,后被教育部聘为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参与音乐教材的编审工作。此外,他主要从事古琴的研究和改进,填配“琴歌”,写作《归鹤轩投壶杂录》、《家庭历史小学》,考订、整理《琴谱》。

  沈心工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近现代新式教育特别是近现代新音乐教育和普及方面,还涉及其他许多领域。例如,早在1907年,沈心工为救赈淮徐大水灾,就导演了话剧《儿戏》(又名《新旧纷争》),义演赈灾。这部剧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后风行一时的“新派剧”风格,在我国话剧史上被称为“新剧”。它与李叔同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同年写成,可能是我国最早创作的话剧之一。从1919年至1922年三年间,沈心工还创作并导演了话剧《雪玫瑰》、《忠勇之童子》、《神仙布》、《棠棣之花》,并在有的话剧中加上音乐,这在当时也很少见。沈心工还根据《赵氏孤儿》的故事改编和导演了昆剧《双忠墓》,在南洋公学附小创建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演出。他在剧中采用了昆曲的三四十首不同曲牌,受到包括昆曲名家在内的观众的高度赞誉。

  沈心工执教近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常应学生的邀请赴各地游览,受到学生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他们相聚犹如家人父子,极为欢愉。1947年,沈心工病逝于上海寓所,并按其遗嘱海葬于吴淞口。沈心工去世后,其生前师友唐文治、黄炎培、顾树森等十余人发起成立“心工音乐年奖”,以纪念他的贡献。

  从1903年沈心工在学校创立唱歌课,推动我国近现代新音乐启蒙运动开始,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我国的音乐事业跨越了几个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回顾当时的那场“乐歌运动”,它虽然像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但是它继教会与教会学校里的圣咏、军队里的军歌之后,把西式集体歌唱的演唱方式,广泛引入到了中国的学校。乐歌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的工农革命歌曲,也为30年代响遍全国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作了准备。

  由于时间相隔较远,沈心工也逐渐被淹没在后来众多音乐家中而鲜为人知。然而,当我们回顾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沈心工一生为实现民族自强、振兴中华的理想,立足教育,以歌作戈,奋斗了一生。沈心工作为开拓者,以他那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声,陶冶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鼓舞了在深重苦难中奋起抗争的民众。我们缅怀沈心工时,更要认识到,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和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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