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汉城奥运会的险象环生
2008年05月03日09:25
来源: 解放网-解放日报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24届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都汉城(现改称首尔)举行。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在其所著《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他组织汉城奥运会的过程和经验,细数了从火炬传递到胜利闭幕过程中的一次又一次险象环生。
记者造成的火炬熄灭事件
济州岛的圣火迎接仪式举行得相当成功,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我接到济州岛圣火迎接仪式中发生了火炬熄灭事件的报告时,大吃一惊。当时,担任第一梯队火炬传递手的是一男一女两名中学生,金相民和李在姬。
一公斤重的火炬并不轻,加上两个人要共举一支火炬更不方便。当他们转过身准备起跑时,立刻涌上来一大群记者,他们想冲出记者们的包围圈,可谁也不肯让路。不知过了多久,记者们才让出一条路,使他俩得以跑出机场。
在他们距下一个传递点还剩下300米的时候,火焰开始变小了。瞬间,他俩面面相觑,用眼神告诉对方:火炬要灭了。周围没有一位工作人员看到火炬的这一变化,更没有人出来为他们替换火炬。情急之下,有市民喊了声在前面开道的警察,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各种喧闹声和摩托车的马达声之中。市民们仍旧欢呼着,谁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喊声,他俩的脸都已经急得扭曲了,在姬后来说:“当时,火焰一再变小,真叫人心急如焚,我都吓得没了主意,浑身瑟瑟发抖。”
离火炬传递接力点仅剩50米的时候,火炬完全熄灭了。就在那一瞬间,有一个跟在后面的记者大声喊道:“火炬灭了!”“我当时都不想活了。我只认为这是我的错,之前我听人们说过,如果火炬灭了可不得了,不安使我两眼发黑。”这是金相民事后说的。这时候,组委会的一位先生带来了安全灯。瞬间四处传来了“啊哈”声。利用安全灯中存放的火苗重新点燃火炬后跑向了最后剩下的路程。周围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那么,火炬是怎么灭的呢?原来,火炬的可燃时间是按10分钟设计的。由于他俩出发时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使原本8分钟能完成的路程最后跑得严重超时,这才酿成了火炬中途熄灭事件。
传递圣火的艰难长征路
圣火火种从济州通过船舶运送到釜山市后,又进入了自釜山的陆路传递。于是,火炬传递团的成员们跟在火炬手的后面,开始了艰苦的征程。不是一两天,而是整整20天,每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韩光洙团长的任务是坐在先导车里为火炬传递队伍开路。这不同于一般的开路,而是要降下车窗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观众招手示意。车的速度必须与火炬手的前进速度保持一致,缓慢的移动叫人厌烦到了极点。
在烈日当空、酷暑难耐的情况下,他既要保持微笑,还要不停地招手示意。由于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势,他的胳膊失去了知觉,两腮的肌肉也隐隐作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被戴上花环,弄得脖子都有点疼了。早晨醒来,腰、肩膀、胳膊、脸都肿得红红的,浑身不自在。传递期间,有不少天是阴雨天,坐在降下车窗的车里,他常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幸好,传递火炬的队伍中未发生任何事故。虽然支援燃气的大韩通运车队在原州发生了一起事故,但未给传递火炬队伍带来什么大的影响。韩先生乘坐的先导车是从军队派来的军人司机驾驶的。因车速太慢,有时司机出现了打盹的现象。一次因司机打盹,车子差一点掉进了悬崖,幸亏车在路旁的辅助安全带停了下来。
南相福女士是奥运会组委会传递圣火观察室主任。开幕式那天,她在圣火台下的调节室里承担调节圣火燃气的任务。预演时曾出现过意外,奥运会旗帜尚未升完,火炬手就登上了圣火台,而她只注意到火炬手就按下了燃气按钮。而这时,火炬手发现自己登台太早又退了下来,可是圣火台上已开始冒出白烟,安全人员急得喊了起来。
正式开幕那天,她全神贯注,整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她看准了三位火炬手登上圣火台点火的瞬间,按下了燃气按钮。待圣火熊熊燃起时,她已全身无力,恍惚地瘫坐下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闭幕式时,她在办公室通过电视观看了圣火的熄灭,圣火徐徐熄灭时,她流泪了。虽然这是多年的心血结下丰盛果实的一瞬间,但她总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十万拼图板险些误大事
从盛大而隆重的开幕式直到最终圆满结束,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接连不断。有几次还差一点误了大事。
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背景画面是由10万观众用拼图板拼出来的。所用拼图板要求在开幕式前一天即9月16日的上午分放到观众席上。可是由于生产拼图板的厂方没有按时交货,直到16日晚上七八点还是没送来。负责开、闭幕式的全体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李基河局长脸色铁青,暴跳如雷:“我曾追问过你们什么时候交货,你们说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好了,终于出乱子了!”
10万多张拼图板直到晚上8点40分才送到主会场。可谁来分放?如果让开、闭幕式委员会的30名工作人员干,白天黑夜连轴干也得一个星期。于是几卡车的拼图板就那么堆在了体育场。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第二天早上7点,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世界各国朋友将入场,这可怎么办?有人提议出动军队来帮忙,有1000人的话午夜以前就可以结束战斗。可是,夜里出动1000多人的军队,没有青瓦台、国防部及驻韩联合国部队司令官的同意是根本不可能的。承担特殊效果任务的黄水渊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动员上夜间高中的学生们来帮忙。这时已是晚上9点20分,各个夜间高中都说已经下课了。没办法,又开始跟职业高中联系。职业高中学生一般是白天到工厂干活,晚上回学校上课,下课下得晚。电话打过去,各所职业高中也都已放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黄先生试着给教育委员会手册上排列在最后的善邻商业高中打了电话。
真是天神相助啊!善邻商业高中当时还在开班务会。终于,可以动用夜校部学生了。当校方问拼图板分放工作几点钟能结束时,回答说是零点。校方说现在只有一二年级学生,除了离家远、体弱的学生,大概只有300名学生可以听从调遣。
黄先生马上采取特别接送措施,派出7辆大客车前往善邻商业高中,把300多名学生接到了主会场。副校长和另外13名教师也跟着一起来了。时间是夜里10点20分。奥运会开、闭幕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才转忧为喜。本来说好的零点没有兑现,10万张拼图板直到17日凌晨6点才分放完毕。
开幕前夜的静中之动
奥运会终于要开幕了。焦虑和不安搅得我坐卧不宁,还有那无边的寂静弥漫在周围。
9月16日深夜,我和开、闭幕式常务委员们聚集在主会场半地下室制作团办公室里。大家为最后的检查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我着重对一直放心不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最后检查。这三方面是:开幕式点燃圣火使用的升降电梯的安全;萨马兰奇主席和我演讲用的旋转讲台的旋转速度;贵宾室里布置的闭路电视。令人吃惊的是,这三方面竟有两个出了问题。旋转讲台旋转一周的时间本应该是两分钟,可实际上却用了2分30秒;贵宾室里的闭路电视也只出画面没有声音。于是,急忙叫人来修理,等到修理完毕已经是午夜了。有几位记者为了得到最后一个晚上的特别新闻,像影子一样尾随着我。某日报社一位女记者一直盯到最后。
在9月17日零点,我为这位执著的女记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体育场与常务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零点30分,我在没有一个外人的情况下最后检查了一下圣火台,然后与李御宁教授—道对圣火点燃一事做出了最后决定。为能静下心来构思点燃圣火的报道稿,李教授先回去了。担任制定开、闭幕式实况转播顺序编排、报道材料的金宰亨先生在办公室里等待随时可能从李教授处发来的报道稿。组委会秘书长也和英语翻译、打字员、印刷所的职员们一起焦急地等候着。凌晨3点,李教授终于发来了报道稿。于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此印成一份份新闻稿,并在凌晨6点分发给了各国记者。
我在凌晨4点打电话确认最终结果以后才闭上了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是晃动着圣火。这圣火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开幕式入场超时14分钟
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时间最长的节目是入场式。奥组委原定的160个国家选手团的入场时间是77分钟。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表示不赞成。他嫌时间太长。
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中,让举办国共同苦恼的就是如何减少选手团入场的无聊感的问题。1988年5月31日,国际奥委会和奥组委最终协议,勉强将选手团入场时间限定至60分钟。缩短时间的问题,与行进速度及前后选手团之间的距离密切相关,因此我在奥运会开幕式的两天前,召集各国选手团团长到奥运会主赛场,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求协助。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萨摩亚等没有几个人的选手团走路太慢,与前面选手团的距离拉得太长。给我不安的心情火上浇油的,是萨马兰奇主席的担心。他说这样下去选手团的入场式要延迟一个小时,他还重复了两遍。有经验的萨马兰奇主席这么一说,我更加担心起来。
发现选手团的入场速度延迟10分钟以上时,我再也无法坐在那里了,一个人悄悄地走出贵宾席。主赛场旁边的练习场是选手团等候入场的场所,开其他车辆到那儿不方便,只好用总统警卫车。我到了那里后大喊几声,但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兴奋的外国选手们好像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只得再去嘱咐负责人:“迅速入场,加快步速。”随后回到原位。
实际上,入场时间持续了74分钟,我为紧急调整后面的活动时间而团团转。特别是,原定在圣火点火的同时经过主赛场上空的飞行队伍的起飞时间,也不得不紧急推后。
让人胆战心惊的狂欢式闭幕
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闭幕的那天终于来临了。设计闭幕式与开幕式不同,给人一种特殊的压力,即必须圆满结束闭幕式以求与整个几乎完美的奥运盛会相匹配。萨马兰奇主席也有同感,他在大会期间访问卢泰愚总统时就数次恳请卢总统参加闭幕式。但按照惯例,主办国的元首一般不参加闭幕式。
尽管两天后还要在国会上发表国情演说,卢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参加闭幕式。这么一来,保安人员们开始紧张了。因为是在夜间,再加上运动员和观众都处在放松状态,很有可能发生意外事件。
我和萨马兰奇主席只能手里捏着汗注视着闭幕式的进行。选手们狂欢式地入场,左冲右闯,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特别是看到他们跳上旋转讲台欢呼雀跃时,我感到一阵眩晕。一旦出现机械故障,讲台就会停止旋转,到时连查故障都来不及。
乌鹊桥的架设也曾令人担心。如何穿过混乱的运动员队伍,在黑暗中用零散的部件搭设乌鹊桥?如果连接处出现缝隙,在上面表演的演员们会像落叶一般掉落下来。
担心的事总算都过去了,闭幕式最终圆满结束。这时,萨马兰奇主席怀着轻松和喜悦的心情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自制力始终很强、平时从不把感情表露在外的他,此时也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了。从他兴奋的表情中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成功了!
(《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韩朴世直著,姜镕哲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记者造成的火炬熄灭事件
济州岛的圣火迎接仪式举行得相当成功,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我接到济州岛圣火迎接仪式中发生了火炬熄灭事件的报告时,大吃一惊。当时,担任第一梯队火炬传递手的是一男一女两名中学生,金相民和李在姬。
一公斤重的火炬并不轻,加上两个人要共举一支火炬更不方便。当他们转过身准备起跑时,立刻涌上来一大群记者,他们想冲出记者们的包围圈,可谁也不肯让路。不知过了多久,记者们才让出一条路,使他俩得以跑出机场。
在他们距下一个传递点还剩下300米的时候,火焰开始变小了。瞬间,他俩面面相觑,用眼神告诉对方:火炬要灭了。周围没有一位工作人员看到火炬的这一变化,更没有人出来为他们替换火炬。情急之下,有市民喊了声在前面开道的警察,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各种喧闹声和摩托车的马达声之中。市民们仍旧欢呼着,谁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喊声,他俩的脸都已经急得扭曲了,在姬后来说:“当时,火焰一再变小,真叫人心急如焚,我都吓得没了主意,浑身瑟瑟发抖。”
离火炬传递接力点仅剩50米的时候,火炬完全熄灭了。就在那一瞬间,有一个跟在后面的记者大声喊道:“火炬灭了!”“我当时都不想活了。我只认为这是我的错,之前我听人们说过,如果火炬灭了可不得了,不安使我两眼发黑。”这是金相民事后说的。这时候,组委会的一位先生带来了安全灯。瞬间四处传来了“啊哈”声。利用安全灯中存放的火苗重新点燃火炬后跑向了最后剩下的路程。周围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那么,火炬是怎么灭的呢?原来,火炬的可燃时间是按10分钟设计的。由于他俩出发时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使原本8分钟能完成的路程最后跑得严重超时,这才酿成了火炬中途熄灭事件。
传递圣火的艰难长征路
圣火火种从济州通过船舶运送到釜山市后,又进入了自釜山的陆路传递。于是,火炬传递团的成员们跟在火炬手的后面,开始了艰苦的征程。不是一两天,而是整整20天,每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韩光洙团长的任务是坐在先导车里为火炬传递队伍开路。这不同于一般的开路,而是要降下车窗微笑着向道路两旁的观众招手示意。车的速度必须与火炬手的前进速度保持一致,缓慢的移动叫人厌烦到了极点。
在烈日当空、酷暑难耐的情况下,他既要保持微笑,还要不停地招手示意。由于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势,他的胳膊失去了知觉,两腮的肌肉也隐隐作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被戴上花环,弄得脖子都有点疼了。早晨醒来,腰、肩膀、胳膊、脸都肿得红红的,浑身不自在。传递期间,有不少天是阴雨天,坐在降下车窗的车里,他常被淋得像个落汤鸡。
幸好,传递火炬的队伍中未发生任何事故。虽然支援燃气的大韩通运车队在原州发生了一起事故,但未给传递火炬队伍带来什么大的影响。韩先生乘坐的先导车是从军队派来的军人司机驾驶的。因车速太慢,有时司机出现了打盹的现象。一次因司机打盹,车子差一点掉进了悬崖,幸亏车在路旁的辅助安全带停了下来。
南相福女士是奥运会组委会传递圣火观察室主任。开幕式那天,她在圣火台下的调节室里承担调节圣火燃气的任务。预演时曾出现过意外,奥运会旗帜尚未升完,火炬手就登上了圣火台,而她只注意到火炬手就按下了燃气按钮。而这时,火炬手发现自己登台太早又退了下来,可是圣火台上已开始冒出白烟,安全人员急得喊了起来。
正式开幕那天,她全神贯注,整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她看准了三位火炬手登上圣火台点火的瞬间,按下了燃气按钮。待圣火熊熊燃起时,她已全身无力,恍惚地瘫坐下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闭幕式时,她在办公室通过电视观看了圣火的熄灭,圣火徐徐熄灭时,她流泪了。虽然这是多年的心血结下丰盛果实的一瞬间,但她总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十万拼图板险些误大事
从盛大而隆重的开幕式直到最终圆满结束,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接连不断。有几次还差一点误了大事。
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背景画面是由10万观众用拼图板拼出来的。所用拼图板要求在开幕式前一天即9月16日的上午分放到观众席上。可是由于生产拼图板的厂方没有按时交货,直到16日晚上七八点还是没送来。负责开、闭幕式的全体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李基河局长脸色铁青,暴跳如雷:“我曾追问过你们什么时候交货,你们说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好了,终于出乱子了!”
10万多张拼图板直到晚上8点40分才送到主会场。可谁来分放?如果让开、闭幕式委员会的30名工作人员干,白天黑夜连轴干也得一个星期。于是几卡车的拼图板就那么堆在了体育场。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第二天早上7点,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世界各国朋友将入场,这可怎么办?有人提议出动军队来帮忙,有1000人的话午夜以前就可以结束战斗。可是,夜里出动1000多人的军队,没有青瓦台、国防部及驻韩联合国部队司令官的同意是根本不可能的。承担特殊效果任务的黄水渊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动员上夜间高中的学生们来帮忙。这时已是晚上9点20分,各个夜间高中都说已经下课了。没办法,又开始跟职业高中联系。职业高中学生一般是白天到工厂干活,晚上回学校上课,下课下得晚。电话打过去,各所职业高中也都已放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黄先生试着给教育委员会手册上排列在最后的善邻商业高中打了电话。
真是天神相助啊!善邻商业高中当时还在开班务会。终于,可以动用夜校部学生了。当校方问拼图板分放工作几点钟能结束时,回答说是零点。校方说现在只有一二年级学生,除了离家远、体弱的学生,大概只有300名学生可以听从调遣。
黄先生马上采取特别接送措施,派出7辆大客车前往善邻商业高中,把300多名学生接到了主会场。副校长和另外13名教师也跟着一起来了。时间是夜里10点20分。奥运会开、闭幕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才转忧为喜。本来说好的零点没有兑现,10万张拼图板直到17日凌晨6点才分放完毕。
开幕前夜的静中之动
奥运会终于要开幕了。焦虑和不安搅得我坐卧不宁,还有那无边的寂静弥漫在周围。
9月16日深夜,我和开、闭幕式常务委员们聚集在主会场半地下室制作团办公室里。大家为最后的检查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我着重对一直放心不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最后检查。这三方面是:开幕式点燃圣火使用的升降电梯的安全;萨马兰奇主席和我演讲用的旋转讲台的旋转速度;贵宾室里布置的闭路电视。令人吃惊的是,这三方面竟有两个出了问题。旋转讲台旋转一周的时间本应该是两分钟,可实际上却用了2分30秒;贵宾室里的闭路电视也只出画面没有声音。于是,急忙叫人来修理,等到修理完毕已经是午夜了。有几位记者为了得到最后一个晚上的特别新闻,像影子一样尾随着我。某日报社一位女记者一直盯到最后。
在9月17日零点,我为这位执著的女记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体育场与常务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零点30分,我在没有一个外人的情况下最后检查了一下圣火台,然后与李御宁教授—道对圣火点燃一事做出了最后决定。为能静下心来构思点燃圣火的报道稿,李教授先回去了。担任制定开、闭幕式实况转播顺序编排、报道材料的金宰亨先生在办公室里等待随时可能从李教授处发来的报道稿。组委会秘书长也和英语翻译、打字员、印刷所的职员们一起焦急地等候着。凌晨3点,李教授终于发来了报道稿。于是,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此印成一份份新闻稿,并在凌晨6点分发给了各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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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入场超时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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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萨摩亚等没有几个人的选手团走路太慢,与前面选手团的距离拉得太长。给我不安的心情火上浇油的,是萨马兰奇主席的担心。他说这样下去选手团的入场式要延迟一个小时,他还重复了两遍。有经验的萨马兰奇主席这么一说,我更加担心起来。
发现选手团的入场速度延迟10分钟以上时,我再也无法坐在那里了,一个人悄悄地走出贵宾席。主赛场旁边的练习场是选手团等候入场的场所,开其他车辆到那儿不方便,只好用总统警卫车。我到了那里后大喊几声,但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应,兴奋的外国选手们好像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只得再去嘱咐负责人:“迅速入场,加快步速。”随后回到原位。
实际上,入场时间持续了74分钟,我为紧急调整后面的活动时间而团团转。特别是,原定在圣火点火的同时经过主赛场上空的飞行队伍的起飞时间,也不得不紧急推后。
让人胆战心惊的狂欢式闭幕
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闭幕的那天终于来临了。设计闭幕式与开幕式不同,给人一种特殊的压力,即必须圆满结束闭幕式以求与整个几乎完美的奥运盛会相匹配。萨马兰奇主席也有同感,他在大会期间访问卢泰愚总统时就数次恳请卢总统参加闭幕式。但按照惯例,主办国的元首一般不参加闭幕式。
尽管两天后还要在国会上发表国情演说,卢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参加闭幕式。这么一来,保安人员们开始紧张了。因为是在夜间,再加上运动员和观众都处在放松状态,很有可能发生意外事件。
我和萨马兰奇主席只能手里捏着汗注视着闭幕式的进行。选手们狂欢式地入场,左冲右闯,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特别是看到他们跳上旋转讲台欢呼雀跃时,我感到一阵眩晕。一旦出现机械故障,讲台就会停止旋转,到时连查故障都来不及。
乌鹊桥的架设也曾令人担心。如何穿过混乱的运动员队伍,在黑暗中用零散的部件搭设乌鹊桥?如果连接处出现缝隙,在上面表演的演员们会像落叶一般掉落下来。
担心的事总算都过去了,闭幕式最终圆满结束。这时,萨马兰奇主席怀着轻松和喜悦的心情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自制力始终很强、平时从不把感情表露在外的他,此时也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了。从他兴奋的表情中我真切地感觉到: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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