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突破了“7”的整数关口，尽管数量上的变化十分有限，但是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要比简单的心理效应更为突出。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汇率只增值了几个点，从而判断影响人民币竞争力恶化的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严重。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人民币“破7”这个整数关口，从宏观上看，我们很难简单地以“好”和“坏”来评价“破7”的作用，但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将息息相关。

　　首先，“破7”后，政府宏观调控的成本会因为维持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受到汇率增值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大，调控效果会显得越来越弱。所以，政府要加大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要尽快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提高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公平和效率，以提高全社会抵御汇率政策变动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对龙头产业和新兴产业在促使其向高附加价值产业链转移的同时，要对其环境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给予必要、适度的“援助”。同时，要对产业结构转变所释放的失业人群给予妥善的安排。否则，人民币增值的社会成本会让政府付出更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破7”后，外汇资产的运作方式和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固然主权基金的海外运作和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优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强化和市场的过度反应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府更应该要加强我国稀缺资源的进口，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而同时要为民间企业的海外资产运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政府要十分清醒，不能让人民币升值演变成人民币资产的泡沫，为此，短期内更要加强有效的资本管理(虽然成本越来越大)。

　　第二，可以预料，“破7”以后，上述中国企业群的分裂现象会更为明显。一下子失去竞争优势或预期会失去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会通过海外投资战略、生产管理效率的改善、开发替代性的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三农”政策的扶植优势)、建立良好的融资环境等方式，力图走出“破7”后所带来的“价格困境”。当然，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利用人民币的强势开展海外并购的运作，寻找更为有效、附加价值更高的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样，这样做大做强的战略还是要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和一流人才管理团队的保证。人民币升值只是提高购买力的竞争优势，无法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中国消费者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币对外购买力因为迅速增值在渐渐上升，但是，对内购买力却因为实际利率(物价水准上涨过快，名义利率上调幅度有限)迅速下降而在不断恶化。面对人民币“破7”这样一个整数关口，中国大众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储蓄(投资)方式上，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更广泛的去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品，更强烈地去追求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式。比如，进口消费品的购买意识和海外旅游的欲望会不断加强。同样，有海外商务和投资题材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会备受关注。比如，旅游业、能源产业、初级产品行业、素材、技术进口依赖的行业等股票都可能会被青睐。有实力的海外投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群的股票也会被看好。当然，这要取决于海内外的实际投资收益差距的大小。不过，目前国外美国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上涨的两大负面因素，确实对海内外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残酷性“破7”后会更加变得明显。由于客户融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增强的要求，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环境下会变得十分急切，能否满足于客户的这种需求就将决定金融机构的盈利势头和消费者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当然，对于前者，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中资金融机构在保护的环境下依然优势明显，但是微观层面上，国内银行间、机构间的资源争夺会变得更加惨烈，差异化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主流。对于后者，中国金融机构如果都不能够有效地为消费者创造财富，那么，就目前已经开放程度来说，通过外资机构提供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舞台，资本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可不防。

　　第五，外资与内资相比，对通胀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对事后风险分担的约束相对较弱，所以，“破7”后，对中国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度，短期内会越来越强，尤其美国经济向下调整的时期，国际资本会重新布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资本和资产的投资的回报率较高，所以，大量流入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再加上欧美日官员都会不厌其烦地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所以，如何以我为主，如何摆脱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中，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是所有中国经济主体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6时代”

　　中国经济在人民币汇率进入“6时代”中是否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我们的政府至少要关注两个指标：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维持物价的稳定。而这两大目标实际上很难兼顾。比如，人民币迅速增值，虽然能够挤出靠恶性价格竞争的劣质企业，同时也能缓解资本的大量流入，但因为人民币成本的增加和美元计价利润的减少，它可能会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出口产业，从而影响增长，影响就业。相反，如果一味坚持汇率的稳定，虽然贸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提升，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能够充分体现，贸易拉动增长的引擎就会势不可挡。因此，政府就是在努力平衡这两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调整在短期内不一定是直接钉住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不断地大幅快速升值，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适度地利用汇率调整这一手段来让上述两大政策目标“兼顾”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的确，汇改以来，中国政府所选择的渐进式战略，造成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变得愈来愈强，这样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就可能会破坏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汇改一开始，我国政府就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顶住巨大的外部压力来争取最佳的制度变迁时机，以增加游资“持币待机”的机会成本。

　　其次，汇率制度的选择上能看出中国政府“稳”中求“变”、以增加不确定性的特点。选择一揽子汇率制度就是可以利用调节权重的空间来诱导汇率的方向。同时，把波动的幅度公开，以显示央行维持货币相对稳定的决心，从而通过提高政策的信赖性来减少干预的实际成本。

　　第三，政府通过强化对内资本管理和放松资本流出监管等数量调整手段来缓解外汇占款的压力，同时，建立外汇准备金制度等，以此构成逆向的“内外利差”(人民币升值，但境内美元实际利率高于人民币实际利率)，来增加人民币套利套汇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