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胡舒立女士《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为标志，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股市的争论急剧升温。以“市场派”自居而反对政府救市的一方，武断地认为美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大力度的相关举措，实际并非救市之举。在这种情况之下，回顾一下美国在上世纪以来市场管理手段的演进，我们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历了从使用“常规武器”到“生化武器”乃至即将可能采用“核武器”的阶段。“常规武器”很好理解，是降息和减税。“生化武器”则复杂得多，它包括一篮子打破美国金融监管过程中过往判例经验的非常手段。而终极性的“核武器”则是美国财长保尔森最近提出的要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模式，成立“金融大部制”的可能性。

　　在美联储推动摩根大通银行并购贝尔斯登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项金融创新。为了解决贝尔斯登危机，美联储直接出面召集多家机构出价，最终确定由摩根大通接手后，还通过贴现窗口借给后者290亿美元来应付贝尔斯登持有的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组合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举措都是1929年大萧条后没有的。

　　被认为是“更危险的举措”的，则是美联储对投行开放了贴现窗口和一级交易商融资工具，并且创设了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有了这些工具，投行也可以随时使用贴现窗口，什么都可以抵押，连房贷债券也收，只要愿意付出高息就可以借到数目不封顶的短期资金。毫不夸张地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真的就是“坐在直升飞机上满华尔街撒钱”，在一个月内至少向市场注入了1000亿美元的流动性。

　　保尔森提出的“全面改革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其目标是要将“1929年大萧条”以来一直在实施的监管框架彻底重组。这个改革目标就是把美联储进一步向“央行”的方向改造，让其创设新金融工具的做法充分合法化、效率化，以应付全球不断扩张的金融活动的规模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