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John Gapper)

　　英国政府上一次试图控制薪酬水平，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当时，国家价格与收入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ices and Incomes)的任务就是通过限制工资增长来打消国际银行家——苏黎世侏儒(gnomes of Zurich)——的疑虑，并防止英镑危机。

　　我恰巧想起了此事，原因是我的父亲当时就供职于该委员会。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政府于1970年下台之后，这个委员会随之被解散，父亲也失去了工作。但是，加普一家的坏事成了整个经济的好事。这件事揭开了长达30年的放松管制时期的序幕，而这一进程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79年上台之后进一步加速。

　　所以，我对工资限制在信贷危机之后重回议程感到有些诧异。这一次，人们所建议的工资限制对象不再是海员及矿工，而是那些曾经要求他人自律的银行家。我想，这也算得上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但是，因果报应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好主意。所以，在法令法规出台并带来不良后果之前，必须有人站出来为投行人士辩护。为那些构造了怪异信贷工具并将之堆积在资产债务表上的家伙进行辩护是一件难事，但我将接受这一挑战。

　　首先请注意，当前针对银行人士的批评具有一定的讽刺意义。纵观历史，银行家一直因为高利贷（囤积资金供给并以高利息借出）而广受批评及贬低。伊斯兰教仍然不允许贷款收取利息，而其它宗教也曾对此表示反对。

　　但在近些年，银行人士犯下了相反的罪过。他们以低息借出了过多的贷款。央行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各家投行则通过将贷款转换为可交易的证券，设法将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吸引到了贷款这个业务里。

　　只要资产价格不断攀升，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但自从这些价格停滞不前，并掉头下行，所有的金融中间人——从抵押贷款经纪人、产权保险代理人、信贷评估机构到债券保险商——都处于外界的严密审视之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最受批评的一方莫过于银行业人士了。他们不仅被指责使用银行资本去过分冒险（以至于这些资本现在不得不由亚洲及海湾国家补足），因而损失了股东的资金，而且引发了信贷危机，并导致美国与英国经济出现不稳定局面。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上个月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如果后来有证据显示，交易利润的挣取是以过分的冒险为代价，我们应当拿回相关银行人士的年终奖金。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将银行业形容为“实质上是唯一能够拖垮整个经济的行业”。

　　马丁的解决方案是，监管者确保所有银行（或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高管的年终奖应当以5年或10年期限制性股票的形式支付。他表示，这个主意很“糟糕”，但好于束手待毙。

　　我并不反对银行应当使用一种年终奖回拨机制，以限制银行家冒险。事实上，我在去年曾表示，在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与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引咎辞职之后，花旗(Citigroup)及美林(Merrill Lynch)不应让他们拿走他们的限制股(unvested stock)。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让监管机构代替银行股东介入此事。只有当投资银行家们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时，官方行动才具有合理性，而且，监管好于伤害。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质疑上述观点。

　　至于波动性的问题，银行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它们是杠杆化机构，既可以提供信贷，也可以切断信贷（这将影响经济增长），如果它们陷入困境，央行会向它们提供信贷或是纾困。因此，它们受到监管。

　　控制个人薪酬是一个重大的监管变化。我认为，仅仅因为投资银行家向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出售了后来得知不值那么多钱的信贷工具，并不能证明干预薪酬政策的合理性。

　　就算要对个人奖金激励进行任何强制性调整，对象也应该是抵押贷款经纪人，他们错误地向那些料将入不敷出的人销售抵押贷款，从而获得了佣金。银行家打交道的是那些经过培训、知识更丰富的专业人士。

　　考查一些经济体的周期性弱点，然后得出结论说银行家是破坏的力量，这也是不适当的。这只考虑到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量聪明绝顶且动力十足的人在市场上的疯狂创新带来了巨大利益。

　　这增加了波动性，但也刺激了经济增长。我估计，我们将来会像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一样回忆此次危机。互联网泡沫中有愚蠢和损失，但它对互联网的破坏程度怎么都比不上此次剧变对信用衍生品的破坏。

　　我甚至更加怀疑，对银行家的薪酬实施监管能否达到任何效果。多数银行家的奖金主要由限制性股票构成。面对手中掌握衍生品、避税工具和离岸工具等“武器”的人，要想对他们的薪酬施加规定，祝你好运吧。

　　上帝知道，我受够了银行家的富有，就像生活在这些人周围的每个伦敦人或纽约人一样。但他们享受高薪的事实是一个令个人不满的问题，而不是官方干预的理由。

　　译者/何黎